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秦汉与罗马-中新网
发布日期:2020-09-16 04:55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阅读:

  《历史的终结》作者福山近年来多次撰文指出,中国制度具有“强大的国家能力”,中国从秦汉开始就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“现代国家”,先于欧洲1800年[1]。“现代”是指一套非血缘、依法理、科层明确、权责清晰的理性化官僚体系。

  凯撒也曾有过整理国土的宏图。他想排干罗马附近的庞普廷沼泽,为数以万计的罗马贫农提供耕种的土地;他还想开凿科林斯运河,把亚洲商业与意大利经济进一步整合起来。这对于罗马控制东方行省十分重要。如果真能完成,会延缓日后的东西罗马分裂。但西塞罗当时滔滔不绝地批判说,这些工程与维护“自由”相比微不足道。这些工程是专制君主“好大喜功”的象征,是迫使人民“流血流汗、甘当奴隶”的明显标志[22]。这也是后来西方学者批评古代中国的路数。巨型公共工程是孕育专制主义的温床。但正是京杭大运河,打通了南北中国,避免长江以南成为独立区域;正是建于400毫米等降水线上的长城,保护了北方的灌溉农业而养活了更多贫穷人口。

  司马迁从没有因个人痛苦而发展出对体制的系统性批判。因为“个人”不是司马迁的精神追求,他关注的是整体,是“天下”。他批评公权力,不是因为刻意追求独立,而是认为对天下有害;他赞许公权力,也不是因为屈服淫威,而是认为对天下有益。在天下面前,个人得失全得放在后面。自由之上,如何尽到家国天下之责任;责任之上,如何不失心灵之自由。不光破,还要立;不光提出差异,还应追求共同。个体自由和集体责任的对立统一,是中国知识分子区别于西方的鲜明特点。

  有意思的是,班超放权乞归的这一年(公元69年),正是罗马边疆军阀首次干预中央政权的那一年(公元68-70年)。有人说,罗马军人能够干政,是因为罗马皇权是“相对专制”,而汉朝皇权是“绝对专制”。似乎军人不造反的唯一理由是受到强力管制。更非如此。东汉黄巾之乱,名将皇甫嵩出师剿灭,威震天下。当时弱主奸臣当道,有人劝皇甫嵩拥兵自重,否则功高震主后更会性命不保。皇甫嵩却说,“夙夜在公,心不忘忠,何故不安?”“虽云多谗,不过放废,犹有令名,死且不朽”。他回到长安,放下兵权。

  在王权、贵族、平民三种力量中,最强大的还是贵族。从公元前232年到公元前133年一百年间,罗马共和国的200名执政官出自于58个贵族世家[16]。这种可以“造王”的世袭贵族,在中国称之为“门阀”。选举制度不但没能削弱门阀,反而加强了门阀。因为选举需要动员投票。门阀庇护了大量人口,又有钱贿买选票,最有机会选上保民官。

  桑弘羊一直保留着商人习气。他不认为持家必须简朴,反而得意地夸耀如何“善加筹策”朝廷的赏赐和俸禄而使自己过得更富裕[58]。他的子弟也曾因游猎被都城治安官查办。但他靠中央集权搞出来的那些钱,全部投入了西北的屯田与山东的水患,投入到了“经营天下”。他服膺儒家精神,却看不起儒生空谈(“不知治世而善訾议”[59])。他的观点没错。汉朝所有的成就,没有中央财政体系,是根本无法实现的。

  [46]参见:韩兆琦译注,《史记?汲郑列传》,中华书局,2010年版,第7100页。

  中国工商业一开始就被儒家套上了道德伦理,后来又被套上了家国责任。有人说,正是这种双重束缚,让我们没能早产生西方式企业家。然而,道德伦理和家国责任正是今天西方企业家们非要回答不可的问题:自利和利他的关系?纯粹自利能否自动达成社会共利?国家和个人的边界?自由经济能否脱离国家主权?这些问题,中国2000年前就开始思考了。

  大一统思想不光包含政治道德,也包含社会道德与个人道德。例如“正其谊不谋其利,明其道不计其功”[38]的仁道;例如“反躬自厚、薄责于外”[39]的恕道;例如“父子兄弟之亲,君臣上下之谊,耆老长幼之施”[40]的亲亲尊尊之道。但任何思想体系都不能过度。灾异学说一过度就成了东汉谶讳迷信;三纲五常一过度就成了束缚社会活力的教条;亲亲尊尊一过度就没有了法律意识。但在那个摸着石头过河的秦汉时代,建设一个超大规模政治体的过程,只能是边建设,边批判,边创造,边完善。

  罗马帝国晚期经济崩溃,出不起丰厚的赏金,罗马人都不想当兵,只能雇日耳曼蛮族看家护院。此后,帝国的命运就掌握在蛮族雇佣军首领手里。最后攻陷罗马的阿拉里克、奥多亚克、狄奥多里克,都是蛮族雇佣军首领。罗马兴也军队,亡也军队。塔西佗说,“罗马帝国的秘密,就在于皇帝的命运实际上把握在军队手中。”

  归根结底,罗马的治国思路是只管上层,不管基层。罗马帝国,只是环地中海的上层精英大联合,基层群众从来不曾被囊括其中,更谈不上融合相通。如西方学者所言,罗马帝国文明有着无比丰富和复杂的上层建筑,经济基础却是粗陋和简朴的“奴隶制大庄园”[63]。文化基础也如此。罗马的行省中,只有贵族、官僚能说拉丁语,基层群众基本上不会拉丁文,因为罗马从未想教他们。高卢和西班牙并入罗马300年后,农民们还在说自己的凯尔特语。也因此,屋大维苦心建构的“罗马民族认同”,随着拉丁语仅停留在贵族圈里,从未抵达基层人民心里。一旦上层崩盘,基层人民就各自发展,把罗马抛到九霄云外。而秦汉则是打通了上层与基层,创立了县乡两级的基层文官体系。由官府从基层征召人才,经过严格考核后派遣到地方全面管理税收、民政、司法和文教。在居延汉简中,连一个在西域屯田的小吏,都被严格要求“能书会计、治官民、颇知律令”[64]。文吏还要专门读史书,写文件,练礼仪[65]。两汉的基层官吏不光管理社会,还要负责公共文化生活[66]。郡守设学,县官设校,配备经师,教授典籍,慢慢将不同地区的基层人民整合起来,聚合成一个大文化共同体。即便中央政权崩塌,基层的人民还是要书写同样的语言,遵循同样的道德,拥有同样的文化。唯有这样的人民基础,大一统王朝才能多次浴火重生。

  罗马与秦汉第二个不同在于军队与政权的关系。

  保卫自由的,从来不只是“自由”本身。

  [49]参见:韩兆琦译注,《史记?秦楚之际月表》,中华书局,2010年版,第1437页。

  仁政的负担太沉重了。中原和草原同受天灾,小农出现了大规模破产??“失时不雨,民且狼顾;岁恶不入,请卖爵子”。小农不能抗灾又不能免债,只好卖掉田宅。卖给谁?自然是卖给巨商大贾。汉朝出现的大商人主导的土地兼并,与罗马“大土地农业”一样;投机商和大地主们从来“不急国家之事”,也与罗马一样。商人们的财力早已压倒了各级政府(“大者倾郡,中者倾县,下者倾乡里者,不可胜数”)[53],但当朝廷要平七国之乱而向富户借钱时,富户们觉得朝廷未必打得赢而不肯借(“关东成败未决,莫肯与”)[54]。

  (一)仁政的负担

  [24]参见:罗纳德?塞姆著,吕厚量译,《罗马革命》,商务印书馆,2016年版,第257页。

  克拉苏这类的商人政治家,在中国不可能出现。其发家手段在商界都得不到尊重,更不要说当政治领袖。而在罗马,只要他的财富足以武装起一支军队,只要他的财富足以搞定更多选票,都可以。

  一个半世纪的海外征服,罗马的权贵们将巨量的奴隶和财宝带回本土,产生了大规模的“奴隶大庄园农业”。“大庄园”的效率技术远超小农,以致大批小农破产,并将土地卖给权贵富豪,加剧了土地兼并。罗马平民,渐渐成了罗马贫民,最终成了罗马流民。流民最好的出路就是当兵。哪个将军能带回更多的战利品,罗马战士就为哪个将军而战,想打谁都成。为国家而战的公民兵变成了将军们的雇佣兵。

  普鲁塔克记录下了这位雄辩家生命的最后时刻??他盲目地奔逃,在马车窗中不断回头张望追兵。安东尼的大兵们手起刀落砍下了西塞罗的头颅,悬挂在他经常发表宏论的讲坛之上[20]。正是在这个高台上,西塞罗一直疾呼,“要让刀剑听命于长袍,要让征战的桂冠让位于辩才”。

  中国西汉王朝与罗马共和国同时。

  财阀们的金钱,源源不断流入了罗马军团,如烈火浇油,将党争演化成内战。军头们开始从行省直接截留税收以支付军费。庞培派、共和派搜刮了亚细亚;凯撒派搜刮了高卢和西班牙;后三头为了支付43个军团的军饷,把意大利本土再全部搜刮一遍,连厕所都上了税。

  因为土地。

  中国不是唯一的古老文明。其他古老文明也挣扎在“现代化”和“重新审视自己”的痛苦中。然而,他们必将完成现代化,也必将开始讲述被现代化一时遮蔽的古老价值。中国如能与西方完成文明对话,就会为所有古老文明互融互鉴开辟出一条近路。

  (一)大一统:一体多元

  桑弘羊是商?是官?是儒?是法?他开启了一个永恒的话题。商道的使命,是追求一个跨越任何束缚的私人商业帝国?还是在独善其身之外去兼济天下?这是中国商人心中永远的挣扎,带来了各种截然不同的命运。

  原始基督教,源于中东巴勒斯坦,是“渔夫和农人”的朴素宗教。这些底层贫民是罗马各行省从不在意的人群,也是拉丁语从未到达的人群。许多基督徒也不在意罗马,他们属于“上帝之国”的兄弟,而不属于“尘世之国”的公民。他们拒绝服兵役,拒绝任公职,拒绝向罗马多神献祭,拒绝向皇帝的雕像焚香跪拜。

  [13]参见:崔瑞德、鲁惟一编:杨品泉等译,《剑桥中国秦汉史》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1992年版,第211页。

  [37]参见:凌曙注,《春秋繁露?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》,中华书局,1975年版,第274页。

  第五章 罗马帝国

  [16]参见:芬利著,晏绍祥、黄洋译,《古代世界的政治》,商务印书馆,2016年版,第83页。

  桑弘羊进宫是为了给16岁少年天子刘彻当伴读。刘彻读什么书,他就跟着读什么。刘彻微服野游,他就去侍卫。刘彻的侍卫大多成了名臣名将,他却二十年没得到重用。直到商人拒捐马匹给匈奴这件事发生。

  西塞罗就向来主张“贵族与财阀共天下”(等级和谐)。他的文集中,随处可见为财阀们的法庭辩护词。而财阀们往往两边下注,不光投资元老,也投资军头。军头间的密约,没有一次不是在财阀的牵线搭桥中完成的。前三头和后三头的赞助人中,充斥了各种包税商和金融家。当军头们控制政局后,就把他们拉入了元老院成为“新贵”。罗马元老院的上限本来只有600人。凯撒上位后,将元老增加到了900名;后三头上位,增加到了1000多人[24]。

  [30]参见:韩兆琦译注,《史记?平准书》,中华书局,2010年版,第2344页。

  屋大维建立了文官系统。为了克服财阀对政治的破坏性,他大胆吸纳财阀进入文官体系。骑士阶层可以从实习军官做起,进入税吏系统,最终出任行省的财务官,顶尖的可以进元老院。真正实现了西塞罗的“贵族与财阀共天下”。与之相比,汉朝的文官路线则是求取基层寒士。钱穆说,汉代是第一个“平民精神”王朝[61]。

  [44]参见:黄展岳,《关于两广出土北方动物纹牌饰问题》,考古与文物,1996年第2期。

  [45]参见:郑君雷,《百越融入中华一体的考古人类学考察》,广西民族大学学报(哲学社会科学版),第40卷第2期,2018年3月。

  我们不能跟在西方中心主义后面认识自身。中国近代以来,许多改革者都在“自由”与“专制”间挣扎。如梁启超。戊戍变法失败后,他先后写了《拟讨专制体檄》与《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》,一边说“专制政体者,我辈之公敌也”,号召人民“破坏而齑粉之”;一边又承认,中国的科举制和郡县制有着皇帝与平民联手从门阀世家、诸侯藩镇手里夺取治权的积极一面,与欧洲贵族封建历史完全不同。之后,他访问美国,当听到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扩充海军的两次演讲中谈到“彼中国者老朽垂死,欧洲列强当共尽势力于东亚大陆,而美国亦可同时扩其版图”时,彻夜不眠“怵怵焉累日,三复之而不能去”(《新大陆游记》,1903年)。梁启超便又写了一篇《开明专制论》(1906年),说中国古代儒、法、墨三家都是“开明专制主义”[78],儒墨重民本,类似于沃尔夫与霍布斯;法家重国本,类似于博丹与马基雅维利。梁启超的矛盾与变化,反映了中国许多知识分子一方面想借西方文明改造自身,一方面又对西方丛林法则无法认同的痛苦心路。

  并非如此。汉朝与西域近万里之遥,中间隔着世界第二大流沙沙漠。但汉将班超赤手空拳仅靠千把散兵,凭着纵横捭阖的外交军事智慧,在西域诸国数十万军队围裹中,为东汉重建了西域都护府,打通了丝绸之路。西域各国与相邻的月氏贵霜等国都只敬服他一人。他完全可以割据自重。但他为汉朝苦心经管西域30年后,只提出一个要求,就是归葬故土,不带走一兵一卒一草一木。他的成就,是在政治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完成的。他的胞兄班固是与司马迁齐名的史学大家,追随外戚窦宪驱逐北匈奴,起草了《燕然山铭》,之后卷入窦宪宫廷案,以61岁高龄身死囹圄。此时的班超孤悬西域,前有未克之敌,后有不可测之政治风险。他不仅没为兄长之事抱怨,反而集中精力打下最艰难一仗,彻底拿下了北道诸国,西域50国全部归附汉朝。战后,班超病入膏肓,屡屡上书乞求回归汉土而不见应答。他妹妹班昭上书求情,这才在死前一个月万里回朝,总算“生入玉门关”。两汉像班超这样的将军还有很多,如卫青、霍去病、马援、窦融等等。

  [3]参见: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:《湖南龙山里耶战国??秦代古代一号井发掘简报》,《文物》2003年第1期,第4-35页;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:《湘西里耶秦代简牍选释》,《中国历史文物》2003年第1期,第8-25页;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:《里耶发掘报告》,长沙:岳麓书社,2007年,第179-217页。

  《史记》中不光批评了汉武,还写了刘邦之猜忌、吕后之乱政、各个功臣名将之微处,将汉的开国说得毫无神圣可言。《史记》一共只抄了两部,销毁轻而易举。然而,从昭宣两朝开始,这部“谤书”竟成为官方正式收藏的国典。《太史公书》亦作为西汉的国史代代相传。没有主动包容的意识,没有自我批判的精神,是做不到的。汉将史官制原则推向了新的高度??史官有评价皇帝的权力。历史相当于中国人的“宗教”,历史评价相当于宗教审判。这个原则被历代王朝所继承。哪怕是元朝与清朝,皇帝可以杀个别史官,但从来不敢撤销史官制度。撤销了,就不是华夏正统。

  在君士坦丁宣布基督教合法的40年后(公元354年),罗马的北非行省努米底亚一个罗马官吏家庭,诞生了一个孩子。这个孩子按照罗马精英模式,系统学习了拉丁语、希腊语、雄辩术、哲学,尤其痴迷于维吉尔的史诗和西塞罗的政论[71]。当他第一次阅读《圣经》时,因其语言简陋而斥“这部书和西塞罗的典雅文笔相较,真是瞠乎其后”[72]。他深研新柏拉图主义,也短暂信奉过摩尼教。无论哪种,都带着罗马式的慧辩。他的私生活也有罗马时尚??14岁就和一名底层女子婚外生育了私生子。

  [73]参见:奥古斯丁著,王晓朝译,《上帝之城》,人民出版社,2006年版,第79页。

  在政客无法取得共识的地方,军阀登场了。

  这并非他们不爱自由,而是自由没有给他们带来平等、富足和安全,自由的空论不能解决人民的根本关切。共和政治想要达成共识而不使用暴力,只能在罗马早期“中等冲突”时管用。当贫富差距扩大到没有机制能进行结构性调整时,中等冲突就变成了你死我活的大分裂。弥合它的,不是感情安慰,也不是票决政治,而是政治家们进行结构性改革的自我牺牲精神。

  [54]“吴楚七国兵起时,长安中列侯封君行从军旅,赍贷子钱,子钱家以为侯邑国在关东,关东成败未决,莫肯与”。参见:韩兆琦译注,《史记?货殖列传》,中华书局,2010年版,第7620-7621页。

  里耶古城,是秦征服楚后设立的“迁陵县”。城很小,只有一个大学操场那么大。全县人口不过三四千。秦朝在这里居然设立了完整的一县三乡机构,在编官吏多达103人[3]。这些秦吏组织人民开垦荒地,但毕竟高山深谷田地少,费了牛劲才达到户均35古亩,还不到当时“一夫百亩”通制的三分之一。税率只有8.3%[4],相当于十二税一,比周代的“十税一”还少。一个县每年新增的税收,只相当于6.5户人家一年的口粮。从经济角度讲,为这样一块土地设置这么多官吏很不值。

  华夏正统就是中华道统。大规模政治体的长治久安不会建立在纯粹威权之上,必须是各群体各阶层对道统的内心认同。中华道统的核心是中容和。体现着一种原则,一种境界,一种规律,一种价值。圣贤有圣人之道,而君有君道,臣有臣道,将有将道,商有商道。一直到琴棋书画医酒茶剑等人伦日用方方面面,都有道。深埋于士民骨子里的春秋大义,对一切事物都要评点一番。拿两汉臣道为例,霍光、王莽、诸葛亮都是势可倾国的权臣,在士民心中评点完全不同。王莽虽号称儒家,但其篡汉是为私而不为公;霍光出于公心两易皇帝,但为人太霸道;诸葛亮虽然国弱,但不寻求割据,宁可失败也要“王业不偏安”。是为公还是为私、是维护大一统还是搞分裂,士民心里如同明镜。史书这么写,戏词也这么编。大道高悬,各种人都逃不过“道”的评判。军阀也要有“道”。如曹操虽对汉朝不忠,但也要以“周公吐哺,天下归心”为理想,也要以“使天下无孤,不知几人称帝、几人称王”而自辩。至于像董卓这类无道无术的土匪军阀,就如乱雨浮云而不值一评了。

  罗马之独特价值,在于相信有限的冲突能创造活力。罗马史家林托特说,“这个社会允许其最能干的公民以广阔空间实现自我、成就伟大。这个社会所接受的是:界限之内,有活力的冲突可能富有创造性”。罗马之失不在于冲突,而在于冲突失去了界限,又没有“一体”来予以调节,最终导致大分裂。“冲突政治”最要命的就是团结需要外敌。西方史学家们认为,罗马政制一旦排除了外敌,达到一种无人能及的优势和统治地位时,一切平衡的因素都开始越过应有的“界限”而开始崩裂。罗马之衰落,从击败迦太基成为霸主之后就开始了。

  多神教以宗教宽松为傲,万神殿里供奉着一万个神灵,但不同神灵的祭司各自为政,多元缺一体。基督教却纪律严明,在边远城市和蛮族地区建立了基层组织,在军队与宫廷中也发展了大批信徒,在罗马的躯体内形成一个日益壮大的“隐形国家”。

  注释:

  克拉苏是“罗马最富有的人”。普鲁塔克记录道,他致富的方法是,利用罗马没有消防队,自己成立了一个500人的私人奴隶消防队。谁家的房子着火了,他就带人堵在门口要求廉价收购房产。如果房主答应,他就灭火。如果不答应,就任由其烧光。等房主不得已将房子低价卖给他后,他再加以整修,高价租给原来的苦主居住。就这样,他空手套白狼,买下了大半个罗马城。他还经营着罗马最大的奴隶贩卖生意,从意大利的种植园,到西班牙的银矿,到处都是他卖出去的奴隶。他死后的遗产,相当于罗马国库的全年收入。

  【编者按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,“文明因交流而多彩,文明因互鉴而丰富。文明交流互鉴,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”。中央社会主义学院(中华文化学院)近年来设立一系列中西文明比较研究课题,从学理上探寻中西文明的本源,以历史自信提升文化自信,以文化自信强化理论、制度和道路自信。日前,中央社院党组书记、第一副院长潘岳同志为即将出版的研究成果“秦汉王朝与罗马帝国比较”作序,探讨秦汉治理之道与罗马盛衰之由,澄清“西方中心主义”对中华文明的偏见与误判,呼吁中西文明应当在交流互鉴的基础之上,既寻找各自的改进之途,更淬炼人类共同价值,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。

  [4]参见:陈伟主编,《里耶秦简牍校释(第1卷)》,武汉大学出版社,2012年版,第7页。

  第三章 西汉王朝

  奥古斯丁为什么称罗马国家为“匪帮”?考虑到罗马帝国如同“控股公司”的组织形式,考虑到长达200年乱军分肥的中央政权,考虑到上层精英对于底层人民的抛弃,奥古斯丁用“匪帮”形容晚期罗马可能有一定原因。

  汉匈之争了结于东汉,肇始于西汉。西汉早期就已出现了气候变化的前兆。匈奴领地连年出现雨雪大灾,牲畜大批死亡。文景时每和亲贸易一次,匈奴就能安稳十年八年。但从景帝末年、武帝初期开始,送财物送公主都不管用了,今年刚送完,明年还来抢,矛盾迅速激化。西汉武帝时也出现了大规模水灾、旱灾与饥荒,都靠举国体制硬挺过来了。是以内生力量消化天灾,还是以侵掠游走转移天灾,体现着文明的可持续性。

  [2]参见:H.L.Lee. The endangered Asian century. Foreign Affairs, 2020, 99(4): 52-64.

  西汉王朝灭亡时(公元8年),罗马帝国刚刚开始。创建罗马帝国的屋大维,和刘彻有着许多相似之处。

  自基督教与罗马国家分离之后,残存的罗马知识分子,不再背诵维吉尔和西塞罗,剑术和《圣经》变成了进身资本,主教职位更能获取地位权势。罗马的地方贵族,也不追求“光复罗马”,而是就地转化为新的封建地主。罗马文化只有很少一部分得以继承。罗马之后再无罗马。

  盐铁官营,是指将此前由民间经营的制盐铸铁行业,转隶官方实行更大规模经营。盐和铁是古代社会最大消费品,官方经营就是垄断了最大财源。很多人批评这是国家与商民争利,但帮国家搞垄断盐铁的,竟是盐铁商家本人。这就奇了。罗马商人用财力挟迫国家让自己发财,汉朝商人却帮国家搞宏观调控。

  第二章 罗马共和

  [56]“有者半贾二卖,无者取倍称之息”。参见:晁错集注释组注,《晁错集注释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,1976年版,第31页。

  [14]参见:H.F 乔洛维茨、巴里?尼古拉斯著,薛军译,《罗马法研究历史导论》,商务印书馆,2013年版,第4页。

  [74]参见:奥古斯丁著,王晓朝译,《上帝之城》,人民出版社,2006年版,第76-77页。

  “东方专制主义”这一概念最初由亚里士多德定义,指君主对人民就像主人对奴隶,拥有随意处置的无限权力,不需遵循任何法律。但那时希腊罗马眼里的东方,仅限于埃及波斯;中世纪欧洲眼里的东方,仅限于蒙古沙俄,对“东方之东”的中国,几乎毫无认知。尽管早在亚里士多德定义“专制”二十多年前(公元前350年),中国的商鞅变法就已实现了“编户齐民”、“一统于法”的郡县制度。

  在景帝去世前的最后一年,洛阳城巨商之子桑弘羊,以特殊才能“心计”(心算)进入宫廷做“郎官”。这一年他才十三岁。和长安不同,洛阳是商业都市,居民都“喜为商贾,不好仕宦”。汉朝也不让商人做官,做“郎”的资格只有郡守和将军的后代才能享受。商人世家子弟能破例进宫很不容易。

  (一)土地与内战

  克拉苏的名言是,不够武装一个军团,就不能算作富人。他死于率领罗马军团远征安息帝国的途中,战斗和死亡都十分英勇,充满罗马风范。但他打安息不是为了国家,而是为了自己??罗马的潜规则是,谁打下新行省,谁就有权利先行搜刮那里的财富。他没有成功,帕提亚骑兵砍下了他的头颅,往里面灌满了黄金。

  近代以来,总有人认为明末才有资本主义萌芽,商业精神似乎是儒家农业文明主干上的支流。实则不是。中国的商业精神不是其支流,而是其内在的重要部分;不是天生不足,而是天生早熟;不是被动接受了儒家,而是对儒家进行了实质性修正。正如桑弘羊在晚年的盐铁会议上提出的,商业亦可立国(“富国何必本农,足民何必井田”)。他认为,国家要建立大市场,汇聚万货,让农、商、工、师“各得所欲,交易而退”。他还说,国家没能让人民富裕,不是因为道德问题,而是因为工商业不发达。“有山海之货,而民不足于财者,商工不备也。”这些来源于战国时代齐国的“管子轻重之学”。轻重学派明确地提出用市场调节财富,用货币塑造价格,用利益机制来引导社会行为,反对以行政手段强制管束。这些思想是非常现代的。我们经常低估了先贤的价值。中国最终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经济,有很多原因,但并非没有工商文明的种子。

  刺杀凯撒的布鲁图斯,虽然是凯撒的“继子”,精神之父却是西塞罗。在凯撒遇刺前的几个月内,西塞罗不断给这个年轻人灌输:刺杀暴君乃真英雄,血缘越近越英雄。相当于中国的“大义灭亲”。最后,布鲁图斯一边挥刀冲向凯撒,一边呼喊着“西塞罗”的名字。此时元老院人人都在,就西塞罗不在。

  [32]“失时不雨,民且狼顾;岁恶不入,请卖爵子”。参见:贾谊著,《贾谊集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,1976年版,第201页;“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”,参见:晁错集注释组,《晁错集注释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,1976年版,第31页。

  希腊罗马的对外战争都能挣钱,而汉的开边都是贴钱,史书上批评其“虚耗海内”。但汉朝要的是人心,而不是钱。匈奴部众只要诚心归附,就是中国百姓,就要以仁义财帛待之,以换“远人归心”。这是儒家仁政精神。

  结篇

  罗马公民看不起商业,贸易和金融是被征服民族才干的营生。在罗马共和国黄金时代,商人不能进元老院。贵族征战得来的财富都是购买土地搞大庄园。农业不是谋生,而是田园生活之歌。秦汉更是如此,农为本,商为末。商人很少做官,而文人的官做得再大,理想仍是“耕读传家”。

  很多人认为,中国是黄色农业文明,希腊罗马是蓝色商贸文明,似乎从源头就有优劣之分。并非如此。从1960年代开始,西方古史学界的共识是,从公元前500年到公元后1000年的希腊罗马都是农业社会,商贸只是很小的补充。“土地是最重要的财富,社会结构中家庭占据首位,几乎所有人都以经济自足为目标。大多数财富来自土地的租金和税收。贸易规模狭小,即便商人因贸易发财,也会将所得投资于土地。真正的城市人口从不曾超过总人口5%,而且城市是作为消费中心而非生产中心存在[8]。”这跟秦汉非常相似。

  [42]“一条,强宗豪右,田宅逾制,以强凌弱,以众暴寡。二条,二千石不奉诏书,遵承典制,倍公向私,旁诏守利,侵渔百姓,聚敛为奸。三条,二千石不恤疑狱,风厉杀人,怒则任刑,喜则任赏,烦扰苛暴,剥戮黎元,为百姓所疾,山崩石裂,妖祥讹言。四条,二千石选置不平,苟阿所爱,蔽贤宠顽。五条,二千石子弟恃怙荣势,请托所监。六条,二千石违公下比,阿附豪强,通行货赂,割损政令”。参见:颜师古注,《汉书》,中华书局,1999年版,第623-624页。

  第六章 基督国教

  [50]Edward R. Cook提出了一种关于气候机制的假说,4世纪中亚旱灾的发生与匈人(the Huns)第一次向西迁入罗马帝国几乎同时发生。参见:Nicola Di Cosmo, Neil Pederson, Edward R. Cook: “Environmental Stress and Steppe Nomads: Rethinking the History of the Uyghur Empire (744?840) with Paleoclimate Data,”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, XLVIII: 4 (Spring, 2018)。

  项羽灭了秦后希望恢复分封制。他不想管理如此大的天下,只想回到熟悉的水土做封建王侯。而打败项羽的刘邦却拒绝退回分封,反而沿袭了秦制大一统。他与项羽最大的不同,项羽是贵族,他是小吏,当过沛县的一个亭长(相当于派出所长)。他的骨干集团大多也是小吏,萧何是主吏,曹参是牢头。他们最清楚帝国的基层与上层如何结合;他们最熟悉郡县制的运作;他们最明?庶民的需求;他们最洞悉维系大一统的奥秘。所以在攻入咸阳时,萧何不要金银财宝,只抢夺秦廷收藏的律令、地图和编户册。汉朝正是依靠这些资料才重建了中央集权郡县制。

  他们都是复杂的人。刘彻的历史评价在穷兵黩武和雄才大略之间摆动了2000年。说他是儒家,他行事却像法家;说他是法家,他又没有退回秦制;说他爱道家神仙,他又偏偏用儒家立国。屋大维也充满矛盾。他与巨头合作,架空了元老院;又与元老残党合作,消灭了巨头。他保留共和国的形式,却变更其内在逻辑,虽称元首,实为皇帝。他身兼多个文职,从执政官到保民官到祭司长,但18万罗马军队才是他的真正力量。他没有建立明确的继承制度,但王朝最终还是在家族内传承。

  儒家政治的主要根基,不是《论语》,而是《春秋》。《春秋》是孔子根据鲁国史书修订而成,讥刺诸侯,彰显王道。在多个传本中,董仲舒所推崇的《春秋公羊传》是最有影响力的一派。

  除了“东方专制”这条脉络,大师们对中国的误判还有很多。比如马克斯?韦伯。他说中国是“家产官僚制”,说官僚们都是君主家臣,说中国没有建立统一的财政体系,说读书人科考做官是对“官职俸禄”的投资,期待成为“包税人”,上交完正税配额后的钱全归私人腰包。这不符合基本史实。从汉代开始,财政就分为国家财政(大司农)和皇家财政(少府),皇帝从不用私钱支付俸禄,官僚也不是皇帝家臣。从秦朝开始,征税都是由县乡两级的基层税吏完成,“包税人”从不曾在大一统王朝时代存在过。韦伯描述的场景倒完全是罗马皇帝与家臣、与军队、与包税人的关系。对这类误判,中国史学家们想讲也没处讲,因为西方很少认真倾听过中国。几百年来的现代化始终以西方为中心。中国一直处于被改造被教育的边缘。今日西方之所以聚焦中国,只是由于中国工业化成功的事实使他们回头看看而已。

  基层政权出天下。这是秦汉之所以能建成世界最早现代国家的原因。

  罗马人搞不出缜密的宗教和科学,所长是工程、战争和国家治理。希腊留下的遗迹是神庙、竞技场和剧场,而罗马留下的是凯旋门、斗兽场与浴场。秦汉也一样。关注现实、经营国家、修筑长城、发明火药,但始终不以逻辑学与科学见长。

  文化上便是如此。齐国早不存在,但齐国的“月令”成为汉的“政治时间”,中国两大神话系统之一“蓬莱”,正是出自齐地;楚国早不存在,但屈原歌颂过的楚神“太一”成为汉的至高神,伏羲、女娲、神农、颛顼、祝融,成为汉人共同的祖先神;汉皇室是楚人血脉,刘邦的大风歌,刘彻的秋风辞,都是楚歌,可定音协律的却是赵人,汉乐府之祖李延年出身于赵国中山。考古学家们在北方长城,发现了楚风的铜器与漆器;在长江以南,发现了匈奴草原风格的动物牌饰[44];在从河北到广西的汉代铜镜上,发现蜀地首创的款式和铭文[45]。大一统并没有造成地方文化的消亡。地方文化反而越过原生的界限,在更大范围内传播。只要永远保持开放,统一之上也能多元。汉文化之所以比秦文化更能代表中华文化,是因为汉将多元乃至矛盾的思想、制度、文化和人群,最终融为一体。

  [51]“上怒,欲斩长安令……又以微文杀无知者五百余人”。参见:韩兆琦译注,《史记?汲郑列传》,中华书局,2010年版,第7113页。

  贵族虽然富有,但年复一年的竞选花销仍然不够用。很多贵族因搞政治而破产,凯撒就曾欠下一身债。因此,各行省的包税商、工程商、贸易商、高利贷商就开始纷纷出面。他们虽然不能直接登上前台,却能投资登上前台的代言人。

  [62]参见:芬纳著,马百亮、王震译,《统治史》(卷一),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2010年版,第362页。

  有人说,中国哲学中没能产生西方独立自由,是阻碍政治现代化的精神缺陷。实际上,现代西方政治中把“国家当成恶”的“消极自由”精神,不是来源于启蒙运动,而是来源于基督教中“上帝之城”与“人间之城”的分离。基督教将“罗马国家”视为恶。到最后,天主教会也被视为“恶”而被宗教改革攻击。除了上帝之外,在“众生皆罪人”的尘世间,没有任何由“人”组成的机构有资格领导其他人。从洛克的保护私有产权的“有限政府”,到卢梭的基于公共意志的“社会契约政府”,再到亚当?斯密只能做“守夜人”的政府,都是为了防范国家之恶。

  相似的基础,相似的挑战,不同的路径,不同的结果,是本文的主题。

  [23]参见:罗纳德?塞姆著,吕厚量译,《罗马革命》,商务印书馆,2016年版,第212页。

  欧洲最初了解中国,是通过明清来华传教士们带回的信息,形成了短暂的“中国热”。凡尔赛宫的舞会上法王穿着中国服装;塞纳河边民众争看皮影戏;淑女养金鱼,命妇乘轿子。由此激起了两派大师的争论。一派是以伏尔泰为首的“崇华派”。他想“托华改制”,把自己的书房称为“孔庙”,给自己取笔名叫“孔庙大主持”;莱布尼茨认为中国的“科举取士”类似柏拉图的“哲学王治国”;魁奈认为“中国的制度建立于明智和确定不移的法律之上,皇帝也要审慎遵守。”另一派是孟德斯鸠为首的“贬华派”,为了指桑骂槐反对法王的“绝对王权”,而把中国塑造成东方专制的典型。同样是君主统治,西方人可以叫“君主制”(monarchy),而中国人只能叫“专制”(despotism)。因为欧洲君主制有贵族和教会制约,而中国没有。他不了解对中国君主加以制约的是规模庞大的文官体系(“皇权与士大夫共天下”),不了解相权分治、行封驳事、史官监督、言官谏议等制度设计。文官制度与基层政权,是中西方国家治理体系的根本性不同。孟德斯鸠还把中国和鞑靼帝国同归一类“东方专制”进行批判。他说,即便是西方的君主暴政,也要远胜于“东方专制”[77]。再后来,黑格尔发明了历史从东方开始到西方结束的历史观,东方天然是落后、停滞、奴役;西方天然是进步、自由、文明。这些评论中国的大师们,除了从传教士那儿道听途说,没有一人去过中国,没有一人看得懂中文,没有一人研究过中国历史,甚至没分清有多少种“东方文明”。大师们对中国政制的一知半解,却被不少中国人自己当真了。

  [75]参见:奥古斯丁著,王晓朝译,《上帝之城》,人民出版社,2006年版,第144页。

  (二)“国家之恶”与“国家之善”

  文官政治的察举制由此开启。刘彻明白,治理如此广阔的天下,不能仅靠门阀富豪,而要把权力分配给基层中那些最识大体、最有道德、最有知识、最有责任心的人,才能凝聚民心扩大执政基础。秦朝基层都是法吏,会用严刑峻法,但不懂教化人心。刘彻让儒生与基层法吏并行,实现了“治理与教化”合二为一。从此,地方的郡守、县令,不仅要负责治理,还要负责建学校化风气。察举制亦有很多弊端。比如师生门户之攀援,比如儒生与举荐人之勾结,到东汉还发展出了“四世三公”经学门阀。真正的公平,要等到几百年后的隋唐科举制诞生。但汉的察举制毕竟先迈出了一大步。

  两汉的独特价值,在于一体与多元并存。一体保证凝聚,多元保证活力。难在同时保持一体与多元。当一体完全压倒了多元,就开始僵化。当多元完全压倒了一体,就开始分裂。秦亡于“法家压倒一切”,西汉亡于“儒家压倒一切”,东汉亡于上下层同时分裂。如何同时驾驭“一体”与“多元”,是中国政治的永恒课题。

  [65]“学史书、读律讽令,治作情奏,习对向,滑习跪拜”。参见:黄晖撰,《论衡校释》,中华书局,1990年版,第1123页。

  [5]参见:《里耶秦简?吏物故名籍》,简8-809;简8-1610;简8-938+8-1144。

  和秦汉同时,罗马崛起为地中海霸主。

  与秦汉同时是罗马。欧洲史上,凡是追求建立大规模政治体时,无不以罗马为精神象征。从查理曼大帝到神圣罗马帝国,从拿破仑到第三帝国。就是在今天,世界秩序还被人视为“美国治下的和平”(Pax Americana)[2],其词源正是“罗马治下的和平”(PaxRomana)。

  由此,屋大维的小部队配合着元老院的大军,在穆蒂纳战争中击败安东尼。但英雄气终究藏不住。元老院惊奇地发现,自己的数万大军更愿受屋大维的领导。恐惧之下,元老院立即解除了屋大维的兵权。屋大维的政治生涯本应到此结束,也不会有日后的奥古斯都。

  罗马政治没有调节土地兼并的能力。过去曾有一条法律,要求征服来的土地应在贵族与平民间公平分配,并规定贵族拥有的土地上限,但这条法律从未被执行过[15]。凡是想执行这条法律的人,哪怕是贵族也会被杀,如格拉古兄弟。

  [57]秦汉的土地制度中,同时存在国家拥有的“公地”和个人拥有的“私地”。国家公地用于重新分配和租借,虽然不能解决根本矛盾,但能够缓和土地兼并。北魏和隋唐之盛世,正是与授田制相始终;但每当国家失去公田这一调节手段的时候,也就进入了王朝衰败的周期。

  但按照中国人的观念来看,罗马再不好,也是母国。恨其腐败,难道不应该先去改革制度重塑精神,使之再次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?外族入侵时,难道不应该先投笔从戎捍卫家国,等天下太平后,再去追求宇宙真理?怎么能在尚未尽到改造国家责任之前,就全然抛弃打倒。说到底,基督教虽被罗马奉为国教,但从未与罗马血脉相连。

  很多人常责难中华文化产生不出与“公权力”保持“绝对独立”的西式知识分子。唯一有点接近的人物是司马迁。他虽拜董仲舒为师学儒,但更加推崇黄老道家,更加喜欢自由放任的商业社会,更加赞许文景的“无为而治”。他《史记》里的刺客、游侠、商人享受着和王侯将相同等“列传”待遇。他敢于批评汉武帝[46],还敢于站出来为蒙冤的李陵抱不平,因此被判罚宫刑。

  屋大维很重视制度建设。除官僚、军队、税吏制度外,也很重视国家意识形态,希望以罗马早期的传统道德来凝聚人心,即对家庭、对国家、对本土神灵的忠诚与责任。就像刘彻找到了董仲舒,屋大维也感召了一批文化巨匠。维吉尔仿照希腊的荷马史诗,创作了罗马史诗《埃涅阿斯纪》,构建了“罗马民族”的认同;李维写了《罗马自建城以来史》,总结罗马建城700年来的兴衰成败,批判分裂的派系主义;贺拉斯的《讽喻诗》,批判当下的腐败风气,号召社会回归对家国的责任感。

  一个巨商之子为何如此执着地为贫民分土地,为朝廷开西域?因为他读《春秋》。他少年时和刘彻一起读了《春秋》、《鲁诗》、《尚书》。老年之后,在盐铁会议上舌战群儒时,他还能句句引用春秋大义和儒家经典。自刘彻开始从贫寒儒生中选拔文官后,民间儒学蔚然成风,不谈“王道”都会被樵夫舟子耻笑。没有这样的文化氛围,产生不出这批发明了“宏观调控”的大商人们。和他共同搞盐铁官营的商人东郭咸阳与孔仅,也同样为朝廷奔波到老。

  马基雅维利说,罗马贵族愿意在荣誉上向平民让步,但在财产上从来分毫不让斗争到底[17]。在内部分配土地,是天不怕地不怕的罗马人最害怕的事。反正都要打仗,还不如对外殖民。史家芬利说,“只要可能,罗马人宁愿殖民,而不是重新分配土地。殖民是消除内战最好的安全阀,也是政治平静和稳定的关键。”[18]正因如此,罗马流民最终投奔了军阀。只有军阀能够从对外战争中拿到土地,也只有军阀能强迫元老院给士兵分配土地。

  吕思勉说,“秦汉之世,实古今转变之大关键也”。对此转变,誉者赞为“从封建到郡县的进步”,毁者谤为“东方专制主义的开始”。

  [31]参见:蒙文通著,《蒙文通文集?古学甄微》,巴蜀书社,1987年版,第284页。

  [6]参见:A.H.M.Jones,The Later Roman Empire, Blackwell, Oxford, 1964,284-602.

  西塞罗无法解决罗马人民的根本关切。如罗马的贫富分化问题;如士兵们流血一生分不到土地的问题;如腐败的外省总督与包税商勾结发财而得不到监督的问题;如罗马城内数百年没有警察管理市政的问题。这些事,元老院有200年的时间,却从未想过解决的办法。西塞罗的现存著作中,全是关于共和国原则、法律、正义的鸿篇大论,却没有解决这些现实问题的一项内容。试图解决这些问题的是屋大维。他设立军事财库,集中支付所有士兵退役后的土地和现金,把士兵从多头依附中解脱出来;他在罗马首次创立了警察制度和市政官;他第一次派遣了直接向皇帝负责的行省一级财务官。

  (二)以自由的名义

  (二)罗马国家之治

  [20]参见:普罗塔克著,席代岳译,《希腊罗马名人传》(下),吉林出版集团,2009年版,第1581页。

  [1]参见:福山著,毛俊杰译,《政治秩序的起源》,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2014年版;福山著,毛俊杰译,《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》,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2015年版。

  这块碑文,对罗马也很重要。正是因为这一仗结束了汉与匈奴两百年拉锯战,使北匈奴一路西走,牵引了中亚草原民族西迁的连锁运动。两个多世纪后,匈人、东哥特、西哥特一波又一波地突破了罗马边防,瓦解了西罗马帝国。中国史家喜欢说匈人就是匈奴,西方史家不认可。虽然从人种上来说,匈人未必就是匈奴,但引发中亚草原民族大规模西迁的主因肯定是匈奴。

  希腊是西方文明的精神基因,罗马是西方文明的政治基因。罗马超越希腊城邦政治,建立了宪制官僚体制与私法体系,塑造了早期的西方市民社会。无论是共和还是帝制,罗马都是西方大规模政治体在观念、制度、法律上的政治源流。英国革命时的“大洋国”蓝图有着罗马共和国的影子;法国革命时期的罗伯斯庇尔们有着罗马共和英雄的影子;美国参议院与总统制有着元老院和首席执政官的影子。直到20世纪,美国右翼学界还在争论,建国原则到底遵循罗马式古典共和,还是启蒙运动的民主自然权利。在西方政治文明中,罗马的魅影从未消失过。

  希腊出哲学家,罗马出农民加战士。罗马大兵打遍地中海,只求退役后有块土地,回去种橄榄与葡萄。就像秦汉的大兵,打仗是为了日后能“解甲归田”。

  [25]参见:罗纳德?塞姆著,吕厚量译,《罗马革命》,商务印书馆,2016年版,第19页。

  均输法,就是各地的“土贡”以当地最丰饶之物品上交,再由官营网络运往稀缺地区出售。对民间而言,可以避免中间商的盘剥;对国家而言,亦在不增加农税的情况下获得了巨大财力。平准法,就是以官营网络解决价格波动。某种商品价格过分上涨或下跌,国家就向市场抛售或买进该商品,以平抑物价。而罗马帝国戴克里先皇帝在面对物价波动时下过一道限价敕令(公元301年),从商品到工资都规定了最高价格,结果失败了。朱理安皇帝在公元362年也试了一次,同样失败了。

  [71]参见:奥古斯丁著,周士良译,《忏悔录》,商务印书馆,1996年版,第40页。

  春秋公羊学的核心是大一统。从哲学上说,是天人感应;从政治上说,是中央集权;从制度上说,是文官治国;从伦理上来说,是三纲五常。这套制度解决了“起于布衣”的汉王朝为什么能“君权天授”的合法性问题。最难得之处,在于既塑造了权力,又约束了权力。中国的“奉天承运”和西方的“君权神授”不同。罗马的“皇帝神格化”是为了论证其统治的神圣性,但“神意”和“民意”无关。在古代中国,天意要通过民心来体现。天子对人民好,“天”才认其为“子”,对人民不好,天就收回成命,另付他人。“其德足以安乐民者,天予之;其恶足以贼害民者,天夺之”[35]。为了确保皇权对天的敬畏之心,董仲舒还加上了“灾异”说。但凡有天灾,皇帝就要反躬自省,看自己有没有做错的地方。于是,天子、天命和民心构成了一个三方制衡体系,天子管天下,天命管天子,民心即天命。它强调“权力”的最终来源是“责任”。有多大权就要尽多大责,不尽责就会失去权力合法性。父母不尽责,子女绝亲不为不孝;君主不尽责,民众改朝换代不为不忠[36]。“有道伐无道,此天理也”[37]。

  [70]参见:特奥多尔?蒙森著,李稼年译,《罗马史》,商务印书馆,2017年版,第184页。

  桑弘羊还发明了“均输法”和“平准法”。

  [10]参见:Nic Fields, The Roman Army: the Civil Wars 88-31 BC, p.53.

  东方和西方,都站在自己的历史遗产上,谁都不可能推倒重来。但我们依然可以商量着来。

  罗马帝国的文官,都集中在行省首府,更没有建立一杆子插到底的基层政权。行省之下无官僚,下面是一堆拥有自治权的王国、城市、部落,各自按照原有的制度运行。罗马派遣一个总督和若干财务官,掌管税收、军事与司法,对于行省下的公共服务和文化教育则一概不管。中央委派的财务官也只在行省而不下基层,更懒得设垂直管理的基层税吏,征税就摊派给地方领袖。地方领袖对当地事务很有发言权,总督经常按照地方实力派的愿望作决断。如罗马总督彼拉多并不想处死耶稣,然而在犹太领袖们的强烈坚持下,还是不情愿地将耶稣钉上了十字架。总督不管事,也不承担公共经费。地方的城市建设和文化活动由本土富商志愿掏钱。在中央政权衰落之后,这些地方实力派就此转化为蛮族王国之下的封建地主,因为他们本来就是独立的,谁收税都一样。英国学者芬纳将罗马帝国称为“由众多自治市所组成的一个庞大的控股公司”[62]。

  西汉初期继承了秦制又修改了秦制??继承了直达县乡的基层官吏制度,但给宗族乡绅留下自治空间;继承了秦法的大部分条文,但去掉了肉刑;继承了中央集权的框架,却推行“无为而治”而让民间休养生息。

  对这样强大的组织力和精神力,罗马起初感到恐惧,进行了300年屠杀迫害。公元313年,君士坦丁大帝转而怀柔,承认基督教合法,甚至赋予主教司法权,希望将“凯撒”和“上帝”统一起来。公元392年,狄奥多西皇帝正式确立基督教为国教,摧毁多神教的神庙。

  [26]参见:塔西佗著,王以铸、崔妙因译,《编年史》,商务印书馆,1981年版,第3页。

  前言

  [39]“春秋刺上之过,而矜下之苦,小恶在外弗举,在我而诽之。以仁治人,以义治我,躬自厚而薄责于外,此之谓也。”参见:凌曙注,《春秋繁露?仁义法》,中华书局,1975年版,第313页。

  直到公元前一世纪,罗马人突然发现,冲突变得不再容易妥协了。公元前88年到公元前31年,罗马进入“内战时期”。[10]马略和苏拉斗了6年;庞培、凯撒、克拉苏斗了16年[11];安东尼、雷必达、屋大维又斗了13年[12],在西汉成帝年间(公元前27年)[13],罗马最终转变成帝制[14]。为什么过去150年内军人从不打内战,现在却要刀口向内你死我活呢?

  罗马为什么无法控制军人干政?第一个重要原因是,罗马没有基层政权,因而军队代行着许多政权职能。行省总督们要仰仗军队的威势来维持治安与收税,收上来的税又变成了军饷。行省军队和税赋激增成为恶性循环。如此,本应代表中央的总督,变成了代表地方的军阀。秦汉的军队不能收税,也不能管理民政。在完善的文官制度保障下,军队都是小农,战时征召为兵,战后复耕为农。边疆部队也是屯田为生,兵农一体,没有变成罗马军队那样固化的利益群体。

  (一)秦汉基层之治

  “文景之治”以黄老之道统摄“法家之术”[31]。道家思想最善于将水火不容的各方打通脉络。儒法之间,儒墨之间,得时而起,过时则退,不留名相。这种抛却“名实之争”的气度,成为中华文明善于自我整合的智慧。不过,道家解决了一些问题,又产生了另一些矛盾。巨商大贾周流天下,小农却大量破产[32];民间有周急振穷的侠义之士,也多了武断乡曲的“兼并豪党之徒”[33];诸侯王们孕育了《淮南子》这样的人文经典,也引爆了分封割据的“吴楚七王之乱”[34]。

  说刘彻“罢黜百家、独尊儒术”实为误解。他用董仲舒的同时,还用了法家张汤、商人桑弘羊、牧业主卜式,乃至匈奴王子金日?[43]。这些人,虽读春秋,但并非全然的儒生文士。国家设立的太学有儒家经学的学官,民间则是法、墨、刑名、阴阳四处开花。西汉政治从思想到实践都是多元的。既然多元,为何又要用儒家思想来作底?因为没有一体,只靠多元互搏平衡,最终还会分裂。而只有“大一统”才能将多元的思想汇聚在一个共同体内。

  这是汉朝与罗马又一不同之处。一方面,儒家政治的道德伦理严格于罗马多神教,“鳏寡孤独皆有所养”是从政者的天然责任;另一方面,法家的基层治理远胜于“控股公司”,不管是精英还是人民,从不认为“国家是非正义的匪帮”。这不是靠说教能达到的,只有在现实中见过“好的国家”,人民才会拥有长久记忆。

  [33]参见:韩兆琦译注,《史记?平准书》,中华书局,2010年版,第2352页。

  西塞罗在罗马政坛呼风唤雨,“前三头”与“后三头”的命运都与他相关。有人因他而死,有人因他而败,有人因他而名垂史册。

  汉武帝即位7年后(公元前133年),不堪匈奴持续进犯,开始了十二年的汉匈战争。最终卫青取得河套地区,设立了朔方郡;霍去病打通西域,建立了武威和酒泉郡。正是有这两个基地,日后东汉才能打到蒙古高原腹地。这个胜利十分昂贵,文景两朝的存粮被一扫而空。谁能捐钱捐粮,谁就能做官。“入羊为郎”的笑话就是这十二年里发生的。

  从文景开始,朝野就在争论农商矛盾的解决办法。一种是贾谊的“重本抑末”。这是典型的法家。《商君书》里对付“奸商”的手段是十倍征税、禁止贸易、把旗下伙计都发配去修路等等,可商业是西汉繁荣的基础,岂能又回到秦制苛政?另一种办法是晁错的减免农业税。这是典型的儒家。万般困难一招鲜??减税,可减免了税,中央财政又拿什么去抗灾打仗?文帝景帝都难以定夺,就这样继续熬下去。

  [40]参见:颜师古注,《汉书?董仲舒传》,中华书局,1999年版,第1913页。

  [64]参见:佛雷德里克?库珀著,柴彬译,《世界帝国史》,商务印书馆,2017年版,第32页。

  匈奴为什么要西迁? 2013年,美国古气候专家Edward R. Cook采集了中国青海的植物年轮数据,结合太平洋地区气候变化历史,提出匈奴的西迁与气候变化有直接关系[50]。原来,在公元二三世纪,蒙古高原和中亚草原经历了长达100多年的严重旱灾,游牧族群无法生存,要么南下中国,要么西迁欧洲。匈奴首选是南下,但与两汉打了两三百年后仍无法得手,只能西迁。西迁的匈奴与中亚草原上同样为旱灾所困的游牧民族一起,冲向另一个繁荣的农业文明中心??罗马。正好赶上西罗马的“三世纪危机”。摇摇欲坠的奴隶制大庄园生产被游牧民族“踏上最后一只脚”,西罗马就此崩溃,再没有统一过。

  屋大维起于军队,他解决政权与军队的关系,仍然是军阀式的。他先将最富有的埃及财政收归为“元首私库”(fiscus),再用私库之钱给军团发酬劳。士兵虽不再是各将领的私军,但依然是皇帝的私军。这导致了一个双向规则:一方面,军队属于能发出最多军饷的那个人;另一方面,一旦皇帝发不出军饷,就得换一个能发饷的人当皇帝。果然,这种规则下的和平,在屋大维之后只维持了50年。公元68-69年的内战中,地方军阀都从行省赶到首都参与帝位纷争,各军团将领多次举兵夺取中央政权。专家统计,“从屋大维到君士坦丁的364年中,平均6年发生一次帝位更替。其中有39位皇帝死于近卫军和军队之手,占总数70%;只有12位皇帝属于自然死亡,不足20%。”

  [53]参见:韩兆琦译注,《史记?货殖列传》,中华书局,2010年版,第7622-7623页。

  罗马创造的地中海世界里,产生了大量克拉苏式的金融家、包税人、奴隶贩子,他们投资罗马的政治,但在罗马崩溃后,他们都没受影响。他们和蛮族和教会充分妥协,转化成新的封建领主。

  秦汉与罗马,是欧亚大陆东西两头大致同期的古代文明。两者的人口与地域规模也相似。罗马帝国晚期,其囊括的环地中海人口大致是5000-6000万[6]。秦汉的人口(西汉末年标准)也在5000-6000万[7]。

  [72]参见:奥古斯丁著,周士良译,《忏悔录》,商务印书馆,1996年版,第41页。

  秦汉与罗马,两条不同的文明道路,各有高峰低谷。我们不能用别人的高峰来比自己的低谷,也不能用自己的高峰去比别人的低谷。我们应当从高峰中体会到彼此的优点,从低谷中体会到彼此的缺陷,再寻找各自改进之途。中国历史远非完美无缺,否则就不会在近代遭遇惨败;中华文明仍需转型提升,才能真正体现与时俱进的能力。

  [34]西汉初年,中央直接统治的地区不过15个郡,仅占全国土地的三分之一。而诸侯大的如齐、楚、吴等,每人都有五六个郡,几十个城。汉景帝时,吴楚七国之乱。汉武帝时,也有淮南王、衡山王之乱。

  不仅雄辩家们滥用“自由”,军头们也滥用“自由”。在军头们眼中,“自由”的含义就是不受任何政治制约。罗马史书上经常看见,当某个派系控制了元老院,反对派就宣称该派系正在“压迫自由”,理直气壮地起兵造反。庞培宣布掌控元老院的马略派是暴政,自己要保卫自由,于是招募了一支私人军队,而私人招募公民兵是违法的;凯撒宣称庞培党迫害了罗马人民的自由,于是带着高卢军团跨过了卢比肯河,而军团是属于国家的;屋大维自己造反,却宣称是要把罗马从安东尼手中解放出来,成功后,在铸币铭文中将自己刻成“罗马人民自由的维护者”。

  在汹涌的反对声中,西塞罗以无与伦比的资历人脉,疏通了元老院,招募了大量选票。他押上了人格担保,“我发誓、我担保、我保证,‘小恺撒’一定会像今天一样,永远保持一个‘公民’的本色”。

  [60]参见:Nic Fields, The Roman Army: the Civil Wars 88-31 BC, p.53.

  [63]参见:佩里?安德森著,郭方译,《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,2001年版,第137页。

  他干的第二件大事是西域。汉朝设立河西四郡,本来只是军事点,正是在桑弘羊的建议下,征发了六十万戍卒河西屯田。这花费了数以亿计的财富??“中国缮道馈粮,远者三千,近者千余里,皆仰给大农。”没有这个基础,东汉的班超就建不了西域都护府,丝绸之路就永远打不通。桑弘羊对西域比朝廷还要狂热。在刘彻晚年,桑弘羊还力主“屯田轮台”彻底巩固西域。最后还是刘彻先放弃了,发布《轮台诏》,下令“弃武归文”。

  一体多元,是汉的精神。

  大臣抗谏说,匈奴为非作歹,我们花费了无数资财才战胜。现在既然得了俘虏,就应当赐给死难战士之家做奴仆以补偿。现在居然要用官府的钱财去供养,让汉地的良民去照顾,就像奉养骄横的儿子一样,这是伤害中国之根本[52]!

  [52]“臣愚一位陛下得胡人,皆以为奴婢以赐从军死事者家……今纵不能,浑邪率数万之众来降,虚府库赏赐,发良民侍养,譬若奉骄子。……是所谓‘庇其叶而伤其枝’者也”。参见:韩兆琦译注,《史记?汲郑列传》,中华书局,2010年版,第7113页。

  他们都是天才少年。刘彻17岁即位,23岁同时开始立儒学打匈奴,49岁前两件事都完成。屋大维19岁起兵,32岁时结束分裂,47岁前完成了罗马帝国的制度建设[60]。

  罗马拥有地中海世界的巨大财富,为什么不能拿出一部分集中解决贫富差距以防止国家分裂呢?史书归罪于罗马贵族生活奢侈天天办宴会。这不全面。破产农民虽在罗马城里四处游荡,但他们毕竟有一张选票。罗马执政官一年选一次,贵族争相赞助大型节庆、角斗与宴会,就是为了争取这张票。办庆典总比分配土地容易得多。

  (二)儒商的家国

  在前三头与后三头争雄时期,有一个哲学家和雄辩家始终贯穿其中,他是西塞罗,是古典共和之父,是伏尔泰和孟德斯鸠的精神偶像。

  凯撒死后,西塞罗转头全力对付其继承人安东尼。很多罗马史家认为,挑起这场内战完全没必要。因为安东尼并不想走独裁老路,一心想和元老院共治罗马。他不仅压住狂怒的军队为凯撒“复仇”的请求,还宣布不追究共和派刺杀者的责任。从人伦道义来说,这是对凯撒的背叛;从国家层面而言,是一个军头对共和秩序的主动服从。但作为共和派领袖,西塞罗不但不接招,反倒一边让共和派到东方行省招募军队,一边鼓励屋大维叛乱。

  [78]参见:梁启超著,汤志钧、汤仁泽编,《梁启超全集》,第5集,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,2018年版,第297-357。 【编辑:黄钰涵】

  憋了一肚子气的刘彻,在桑弘羊的策划下,于公元前120年,做了一件让儒生们目瞪口呆的事??他任用了著名的大盐商东郭咸阳与著名的大铁商孔仅,主导了全国盐铁官营。伴读郎官桑弘羊则以“计算用侍中”,在内廷里予以配合。

  正是这套宏观调控财经制度,帮助汉朝同时扛过了农业灾害和匈奴进犯,用“均输”“盐铁”之积蓄,既支付了战士俸禄也赈济了北方饥民。“赖均输之畜、仓廪之积,战士以俸,饥民以赈”[55]。初创的宏观调控亦有缺陷。盐铁官营中,公营器物的规格经常不合私用;均输平准中,官吏经常乱征收物产[56];告缗制度中,为了征收高利贷和投机商的财产税,居然搞出了全民告密运动。桑弘羊在晚年承认政策初衷与官僚执行效果的差距??“吏或不良,禁令不行,故民烦苦之”。虽有欠缺,但瑕不掩瑜。

  [77]“鞑靼人摧毁了希腊帝国,在被征服国家中推行奴役。哥特人征服了罗马帝国,到处建立君主政体,确立自由。”参见:孟德斯鸠:《论法的精神》,许明龙译,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,第324-325页。

  [19]参见:西塞罗著,王焕生译,《论共和国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,2005年,第3页。

  [21]参见:Cassius Dio,The Roman History: The Reign of Augustus ,Penguin,1987.

  汉朝体制最终定型于汉武帝刘彻。他为中国干了两件大事。一是以推恩令“众建诸侯而少其力”,重新完成基层“郡县化”,并在此基础上奠定了“大一统”的儒家政治;二是初步奠定了国家疆域。

  [18]参见:芬利著,晏绍祥、黄洋译,《古代世界的政治》,商务印书馆,2016年版,第140页。

  一个掌控罗马政坛多年的老政治家如何会上一个十九岁少年的当?致命伤正是罗马元老院的典型思路。不求解决问题,只会玩弄权力。安东尼太强大,就支持一个弱小的屋大维来制衡,然后再对屋大维实行控制[21]。平衡控制,再平衡再控制,永远保持自己的主导权。他们忽视了,此时的罗马人民和战士,已经厌烦了雄辩家的政治权术,而将获取公正的希望寄托在军头身上。

  [41]“吏民有明当世之务,习先圣之术者,县次续食,令与计偕”。参见:颜师古注,《汉书》,中华书局,1999年版,第117页。

  如果两汉没有抵抗住北匈奴的南下,东亚史与世界史都将重写。气候成了草原民族的不可抗力,草原民族又成了农耕文明的巨大考验。秦汉罗马相隔万里,都面临着不可抗力的同样考验。两汉经住了考验。

  [43]“卜式拔于刍牧,弘羊擢于贾竖,卫青奋于奴仆,日?出于降虏,汉之得人,于兹为盛。儒雅则公孙弘、董仲舒、儿宽,笃行则石建、石庆。质直则汲黯、卜式。推贤则韩安国、郑当时。定令则赵禹、张汤,文章则司马迁、相如,滑稽则东方朔、枚皋,应对则严助、朱买臣,历数则唐都、洛下闳,协律则李延年,运筹则桑弘羊,奉使则张骞、苏武,将率则卫青、霍去病,受遗则霍光、金日?,其余不可胜纪。”参见:颜师古注,《汉书》,中华书局,1999年版,第1998-1999页。

  [7]参见:颜师古注,《汉书?地理志》,中华书局,1999年版,第1309页。

  [48]参见:韩兆琦译注,《史记?货殖列传》,中华书局,2010年版,第7662页。

  刘彻还创造了“刺史制度”以约束文官。即设立一批县处级小刺史,不定期巡查郡县“六条问事”[42]。一是针对地方豪强的土地兼并;二是针对地方文官的职业操守。这是历代中央监察制度的开端。

  第一章 两大文明

  五十年中四次大内战,将整个地中海世界卷入无政府状态[25]。内战消耗的财富,远远大于弥合贫富差距所需要的数额。混乱绝望中,罗马人民最终选择了屋大维[26]。500年前,罗马正是因为痛恨王政才创建了共和国。500年后,罗马公民们却一步步投票给独裁。公元前49年,人民投票给恺撒当“独裁官”[27];公元前43年,人民投票通过了后三头[28];公元前27年,人民投票屋大维将共和变成帝制[29]。

  (三)商道的分殊

  [61]参见:钱穆著,《国史大纲》,商务印书馆,1991年版,第128页。

  而两人的路径与结果大不一样。

  2017年盛夏,中蒙联合考古队在蒙古国杭爱山一处红色石壁上,发现了一幅摩崖石刻,苍古斑驳、模糊不清。经学者仔细辨认后,确定这就是东汉大破北匈奴后的“燕然山铭”。“燕然未勒归无计,羌管悠悠霜满地”。无数书传中都说到“燕然勒碑”,却从没人找到准确的地方。作为古代中原人最北之想象,人们终于看到真正的燕然山。

  [68]参见:孟德斯鸠著,婉玲译,《罗马盛衰原因论》,商务印书馆,1995年版,第48-49页。

  屋大维当选执政官后,立刻抛弃了西塞罗,转头与安东尼和谈,以“后三头”同盟瓜分了罗马政权。安东尼恨西塞罗入骨,要求取其性命作为联手条件。屋大维毫不犹豫地同意了。

  在皇权没有强制之力时,军人为什么还要遵守规则?这并非畏惧皇权专制,而是主动服从国家秩序。中国虽然也出现过藩镇割据与军阀混战,但从来没成为主流。中华文明大一统精神产生了“儒将”传统。在法家体制与儒家意识双向发力下,中国古代最终实现了由文官控制军队,保证了长久稳定。虽时有反复,但总算渐成体制。海外汉学家们公认,“文官控制军队”是中华文明又一重要特征。西塞罗的“让刀剑听命于长袍”的梦想,反倒在中国实现了。

  县乡小吏还常轮岗。在里耶秦简的伤亡名册上,记载着多名小吏累死病死于任上[5]。103人的编制,长期缺额49人。秦把天下驱使得很苦,把自己驱使得同样苦。但也只有这种玩命苦干的“苛政”,才能在短短14年里实现车同轨、书同文、行同伦,整治山川,修建路网。这些使后面几十代人受益的基础设施,成本却由这一代人背负。人民牺牲之惨烈,心灵之痛苦,连天下一统的成就都不能抚平。历史评价,从来不只是道理,还有感情。秦灭亡时,天下没有人爱它。

  桑弘羊还干了两件大事。第一件大事是“假民公田”。公元前114年,他首次赴外朝上任(大农中丞),就将从投机商人和高利贷者手中没收上来的土地,重新租给无地的流民耕种[57]。罗马也有公地制度,即从征服土地中拿出一部分租给贫民。但仍挡不住权贵者的大量侵占,致使公地越来越少,国家最终丧失了调节能力。桑弘羊的“假民公田”(公元前114)与罗马格拉古兄弟因土地调节被杀(公元前133年、121年)时间相距不远,一个成,一个败。

  屋大维此时只19岁,属政治边缘人物。他是凯撒的财产继承人,但不是政治继承人。他想取安东尼而代之,便用私财召集了3000名老兵进军罗马。对安东尼的合法政权而言,屋大维的私军形同叛逆。他唯一的指望,就是西塞罗能引导元老院将“反叛”合法化。西塞罗欣然同意。他在元老院发表了一系列著名的《反腓力辞》,把安东尼定性为“发动内战”,把屋大维定性为“保卫共和”。

  [8]参见:芬利著,晏绍祥、黄洋译,《古代世界的政治》,商务印书馆,2016年版,第VII页。

  [47]参见:韩兆琦译注,《史记?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》,中华书局,2010年版,第1492页。

  罗马本土的多神教,没有严肃的道德规范[69],无法约制罗马社会堕落。罗马堕落源于富有。毫无节制的个人享乐成为了社会风尚,婚姻家庭责任全面瓦解,国家居然要靠立法来对独身施以重罚,要靠公务员升职来对婚内生子予以奖励。多神教已从宗教变成了娱乐[70],富贵人家花钱祭神,民众参会取乐,有事求神,无事享受。

  *此文为潘岳同志为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的“秦汉王朝与罗马帝国比较”一书的序言。

  “文景之治”短短四十年,汉朝从天子凑不齐四匹同色马[30],到粮食多得吃不完??“京师之钱累巨万,贯朽而不可校。太仓之粟陈陈相因,充溢露积于外,至腐败不可食。”为什么会突然变富?儒家经师们都解释为“以俭治天下”,似乎皇帝省着花钱就能让民间富有。还是司马迁有眼光,他说“海内为一,开关梁,弛山泽之禁,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,交易之物莫不通,得其所欲”。在消除割据的广袤土地上,用统一的文字、统一的货币、统一的法律、统一的度量衡创造出一个巨大市场,用商业将几大经济区域地联系起来。分工产生的交易价值让社会财富整体增长,又反过来促进了农业生产率的飞速提升。造就这个统一基础的是秦朝。只是秦朝拿它来搞政治,汉朝拿它来搞经济。

  后面的事众所周知。

  [66]“郡国曰学,县道邑侯国曰校,校、学置经师一人”。参见:颜师古注,《汉书》,中华书局,1999年版,第248-249页。

  第一件事就是举孝廉。在此之前,都是世家子做官,商人之家也偶尔可以“赀选”。这与罗马开端相似,都是“贵+富”政治。但从他开始,官府从民间寻找既懂得“当世之务”、又能够尽孝守廉的寒门之儒[41]。推荐的责任在地方官。如果不推荐,就要治“大不敬之罪”。这是件非常辛苦的事,一道诏书传到边疆要四十天,再组织基层的寒士依靠驿站系统前往京城开始“问策”,则要七个月之久。但这个折腾很值。刘彻一朝有不少布衣名臣都是靠读透一本《春秋》而成为公卿。日后,凡想做官的权贵之后,都得争先恐后学好儒家伦理。

  一神教在中国很难像在罗马那样发展。因为儒家信仰涵盖天理与人伦,文官组织又贯通精英与人民,没有留给任何一神教像罗马那样的空间。更重要的是,儒家敬鬼神而远之,以人文理性立国,中华文明是罕见的不以宗教做根基的古代文明。所有外来宗教进入中国后,都必须褪去非此即彼的狂热,在国家的秩序之下和谐共处。与基督教传入罗马的同时期,佛教传入中国。三百年后赶上五胡乱华,北方胡族政权大多信奉佛教,而所有胡族帝王都主动选择儒学为官方意识形态,都主动争取华夏正统,都没有变成佛教国家。中国对佛教不像罗马对基督教那样轻率,要么屠杀镇压,要么全盘接受,而是产生了中国“禅宗”。

  [69]参见:奥古斯丁著,王晓朝译,《上帝之城》,人民出版社,2006年版,第53页。

  史家塞姆说,在罗马史上,“再造共和”或“重塑自由”等口号可以赋予任何暴力阴谋以合法性和神圣性[23]。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,来决定什么是“自由”“合法”,选择最有利的理由进行斗争。自由,成为不同利益集团无限斗争的借口。

  桑弘羊还统一了币制,将各郡国分散的铸币权收回到朝廷,铜钱都是用统一铸造的“五铢钱”。而罗马只实现了金币银币由国家铸造,铜钱仍归各城市独自铸造。

  和桑弘羊同时,罗马的头号巨商是与凯撒、庞培齐名的“前三头”之一克拉苏。他干了件最著名的大事,镇压了斯巴达克斯大起义。

  罗马越堕落,基督教越高尚。罗马国家对底层贫民、孤儿寡母、残疾病人不闻不问,只有基督徒们竭尽全力去养老存孤,去访贫问苦,去照料瘟疫死者。再往后,不光是平民,有点理想追求的精英都开始信基督。如30岁就出任意大利总督的贵族安布罗斯,信教后放弃官职,散尽家财分给穷人和教会。如生于意大利富商之家的公子哥儿法兰西斯变卖家产,穿粗布长袍、赤足托钵募捐,“方济各会”由此而来。

  汉武帝默然半晌,没有听从,依然出钱安顿好了这批匈奴部众。只不过钱不是由国家财政(大司农)出,而是由皇室内库(少府)出。这是了解中华文明又一角度。有人说,汉朝开边与其他帝国殖民没什么不同,但哪有不以战败者为奴隶、还自掏腰包去供养战败者的“殖民者”?与汉匈战争前后脚发生的,是罗马与迦太基的第三次布匿战争(公元前149?146年),罗马将迦太基全城夷为平地,将投降的5万老幼妇孺全部卖为奴隶。

  [22]参见:伊丽莎白?罗森著,王乃新等译,《西塞罗传》,商务印书馆,2015年版,第262页。

  而中华文明是相信“国家之善”的。儒家相信人性有善有恶,只要见贤思齐,化性起伪,总能够通过自我改造,建设成一个更好的国家。就像“国家之恶”的概念不是凭空产生的一样,“国家之善”的概念也不是凭空产生。两汉儒法并行后的盛世记忆,又将“好国家”的信念传了下去。

  罗马为什么要以基督教为“国教”?有史家说,是为了争取下层民众和平民士兵的支持。还有史家说,是因为多神教的神太多了,每个军人造反都宣称自己是某个神的后裔,一神教更有利于塑造绝对皇权。不管是哪一种,罗马皇帝们的愿望都落空了。

  西塞罗是个例外??他是雄辩天才。他曾跟随希腊雄辩大师学习,大师教完他后落寞地说,我为希腊感到悲伤,因为希腊唯一的荣光也转归罗马。学成后,他依靠雄辩术成为大律师,用二十年广结人脉,最终以法律领袖的身份赢得竞选,成为执政官(公元前63年)[19],一度被尊称为“罗马国父”。

  中国东汉末年大乱不下于罗马。上层宦官外戚奸臣党争轮番权斗,基层百万黄巾军大起义。此时,在朝堂上,总站着一批杨震、陈蕃、李膺、李固、范滂这类的忠臣士子,不顾身家安危,成为黑夜中的盏盏孤灯,最后死无葬身之地。在草野之中,总生出一批桃园结义刘关张之类的贩夫走卒,主动为国家兴亡尽匹夫之责。他们永不抛弃国家永不抛弃道义。这是中国士民的主流。历史上出现的诸多昏君乱臣,从未阻断过这一主流。这一主流,虽没能改变两汉灭亡的结果,却始终高悬出一个价值观。任何逐鹿天下之人,都必须遵守这一价值观。士民信仰倒逼着英雄选择。

  (二)史官制:天下人心

  奥古斯丁最后总结说,罗马的陷落是咎由自取,基督徒最终的期许是上帝之城。而教会正是上帝之城的代表。

  先是意大利本土兵为主的中央禁卫军操控皇帝。近水楼台先得月。合法继承人要贿赂禁卫军才能登基。一旦禁卫军不满意其报酬便杀了再换新人。最后发展到在军营前“拍卖”皇位,财阀和元老竞相出价。有胜选者当了60天皇帝而被杀[67](公元193年,朱莉亚努斯)。

  [36]“胁严社而不为不敬灵,出天王而不为不尊上,辞父之命而不为不承亲,绝母之属而不为不孝慈,义矣夫”。参见:凌曙注,《春秋繁露?精灵》,中华书局,1975年版,第98页。

  [58]“车马衣服之用,妻子仆养之费,量入为出,俭节以居之;俸禄赏赐,一二筹策之,积浸以致富成业”。参见:王利器校注,《盐铁论校注》,中华书局,1992年版,第219-220页。

  [38]参见:颜师古注,《汉书?董仲舒传》,中华书局,1999年版,第1918页。

  [55]“战士或不得禄,而山东被灾,齐赵大饥,赖均输之畜、仓廪之积,战士以俸,饥民以赈”。参见:王利器校注,《盐铁论校注》,中华书局,1992年版,第27页。

  [17]参见:马基雅维利著,冯克利译,《论李维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,2005年版,第143页。

  中国很难产生奥古斯丁这种宗教家。因为基督教的上帝之城可以脱离人间而存在,中国的天道却要在人间实现才算数。儒家知识精英很难认同宗教大于国家,反倒认为,国家有难时“遁世”才是“非义”。“以遁世为非义,故屡退而不去;以仁心为己任,虽道远而弥厉”。因为儒家意识和国家已融为一体。儒家的“教会”就是国家本身。在儒家精神浸润下,中国化宗教都对“国家价值”有着深刻认同。道教一直有着致天下太平之蓝图,佛教也认为当政者治理好国家的功德绝不亚于当一个高僧。国家观念外还有哲学观念。基督教之前的希腊哲学既有个体也有整体。但经中世纪一千年的神权压制,导致宗教改革后的“个体意识”反弹到另一个极端,此后的西方哲学执着于“个体意识”和“反抗整体”。中华文明从不曾以宗教立国,没有神权压迫,也没有对个体的执念,所以中国哲学更关注整体秩序。

  [59]参见:王利器校注,《盐铁论校注》,中华书局,1992年版,第595页。

  但司马迁终究跟遗世独立的希腊学者们不同。宫刑之后,出于君道,汉武仍任命他为中书令,相当于贴身秘书;出于臣道,他仍然秉笔直书继续发表意见。他虽不喜欢汉武帝的政治风格,但对其强化郡县制之“推恩令”大加赞许,认为是解决动乱根源的伟大举措[47];他一生清贫,但从不仇富,认为大部分商人的财富是靠把握经济规律苦干而来“椎埋去就,与时俯仰,获其赢利”[48];他被酷吏折磨,也没有记恨法家,还认为法家政策如实行得好,也有“维万世之安”之效果[49]。

  (一)上层与基层

  [35]参见:凌曙注,《春秋繁露?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》,中华书局,1975年版,第273页。

  屋大维和刘彻之复杂,在于罗马与秦汉都是超大规模政治体。在草创之初,要整合这样广阔复杂的疆域,任何单一的理论、制度、安排都不足为凭。

  但西塞罗不是贵族,而是“骑士”。所谓骑士,出自希腊罗马“有财产者出骑兵”的习俗。骑士古而有之,但作为一个财富阶层,是在罗马小农破产的废墟上发家的。他们虽有钱,却很少有贵族的从政资格。

  [27]恺撒在705年即前49年自西班牙归之后首次受任此职。参见:特奥多尔?蒙森著,李稼年译,《罗马史》(第四卷),商务印书馆,2017年,第447页。

  在真实的世界里,没有一种政治制度,能仅仅依靠制度本身得以成功。制度发挥好坏,取决于运行制度的人。因此每一种制度的真正生命力,在于是否能源源不断培育出既能维护根本价值观,又能填补其缺陷的人。今天,在于是否能培育出既能拥抱世界多元,又能坚持自身一体的青年一代。

  [29]“就是这个屋大维??他更为人所知的是在公元前27年接受‘奥古斯都’的称号??通常被说成是第一位罗马皇帝”。参见:H.F 乔洛维茨、巴里?尼古拉斯著,薛军译,《罗马法研究历史导论》,商务印书馆,2013年版,第4页。

  最终解决的还是汉武帝。有人为他发明了一套既不退回秦制,也不加小农税赋,还能增长国家财力的方法,“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”。这个人,既非儒家也非法家,而是一个商人。

  这是罗马史上最震撼人心的悲剧,是共和向帝制谢幕的挽歌。西塞罗死后11年,屋大维在亚克兴海战中完败安东尼,成为了罗马帝国的第一任皇帝。

  公元前206年,在中国楚汉相争的同时,罗马正进行与迦太基名将汉尼拔的第二次布匿战争。之后用了50余年,罗马终于灭亡了迦太基,肢解了马其顿,成为了地中海霸主。重要的是,在称霸过程中,罗马始终维系着共和制。

  (二)政权与军权

  公元410年,西哥特首领阿拉里克攻破了罗马,洗劫了三天三夜,被称为“永恒之城的陷落”。罗马民间出现了一种呼声,认为这是因罗马抛弃了自己的多神教而信奉外来基督教所遭致的“报应”。奥古斯丁拍案而起,写了《上帝之城》予以驳斥,并彻底否定了罗马文明。他说罗马建城的罗慕洛斯杀掉兄弟而得国不正,从一开始就埋下了败亡的种子。罗马的太阳神、战神和美神没能阻止罗马人道德败坏,也并没有抵挡蛮族入侵,毫无用处[73]。他引用西塞罗《论共和国》,指责罗马从来没有实现正义,从没实现“人民的事业”[74],因此不是共和国,只是一个“放大的匪帮”[75]。他甚至全盘否定了早期罗马战士“爱国即荣誉”的精神,认为所有的荣耀应该归于上帝[76]。连罗马早期的节制、审慎、坚忍都不是美德,只有基督教的信、望、爱才是。

  [76]参见:奥古斯丁著,王晓朝译,《上帝之城》,人民出版社,2006年版,第201页。

  [15]参见:马基雅维利著,冯克利译,《论李维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,2005年版,第142页。

  [9]马基雅维利认为,是“平民和罗马元老院之间的不和,促成了共和国的自由与强大”。参见:马基雅维利著,冯克利译,《论李维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,2005年版,第56页。

  秦汉与罗马作为两个都建立在农业社会之上的超大规模政治体,都需要处理土地兼并和小农破产的关系、中央和地方的关系、政权与军阀的关系、上层与基层的关系、本土文化与外来宗教的关系。但两者的结果完全不一样。罗马之后再无罗马,只有信仰基督教的欧洲封建列国。而秦汉之后却继续兴起了隋唐大一统王朝。

  凯撒死于西塞罗。

  第四章 中西商道

  但秦吏要的不是税收。考古学家清理出一支竹简,记录了当地深山里发现的一种并非丰产的植物“枝枸”(俗称“拐枣”),但秦吏仍认真描述了它的性状、位置、产果情况,录入了官方档案(“下广一亩,格广半亩,高丈二尺。去乡七里。?四年不实”)。这体现了一种不遗余力探明山川物产的使命感。秦吏们一步步开发国土、编户人民、画出地图交给上级的“郡”。“郡”再将下属各县的地图合并成“舆地图”,上报到朝廷归档阅存。秦吏们除了促进生产,还要处理纷繁复杂的民政司法事务。秦法非常完备,不光有法条,还有判例,还有上诉制度。小吏们必须严格依法工作。如每份文书都要同时抄送多部门留底查验;如轻事重判和重事轻判,都属于“不直”之罪,法条互相抵牾时,还要层层上报等仲裁。在两千年前,就把基层行政搞到如此精细化世所仅见。

  最大的尴尬发生在霍去病定鼎河西的最后一战。匈奴浑邪王率四万部众投降,汉武帝决定在边郡划出五个属国好好安顿。他诏令长安地区的商贾捐献两万乘车马给投降的匈奴作“安家费”。但没有商人肯捐。刘彻怒极,要砍长安县令和五百商人的脑袋[51]。

  刘彻接受了董仲舒天人之策。

  西罗马帝国最后150年的主旋律,是基督教。

  孤立无援的屋大维,呼唤西塞罗为“父亲”,恳求与西塞罗搭档竞选罗马执政官。他赌咒发誓,当选后由西塞罗一人说了算,自己甘当马前卒。63岁的西塞罗打量着乳臭未干的屋大维好半天,又一次同意了。这真是再造之恩,因为执政官的年龄要求40岁以上,屋大维至少要等20年。

  [11]参见:特奥多尔?蒙森著,李稼年译,《罗马史》(第四卷)商务印书馆,1994年版,第287页。

  (一)“上帝之城”与“人间之城”

  [28]公元前43年,安东尼、屋大维和雷必达在波伦尼亚附近会晤,达成协议,史称后三头政治同盟。是年11月,公民大会通过了一项法律,授权同盟颁布法令和任命高级官员,统治国家5年。

  2002年,在武陵山脉湘西龙山里耶镇,考古学家们挖出了一座秦朝小城。在一口废井里,发现了数万枚行政文书竹简(里耶秦简)。这是继秦始皇兵马俑之后第二个重大发现,使人们能近距离观看秦代基层政权。

  史家波利比乌斯说,罗马的成功是因为实行“混合政制”,融合了王权制、贵族制、民主制。执政官代表王权,元老院代表贵族,公民大会代表民主。执政官掌握对外军事权,元老院掌握财权,公民大会掌握否决权,三种力量互相制衡。罗马人相信,各方利益冲突是保证自由强大的“必要罪恶”[9],且“冲突”最终必能达成“团结”。罗马早期的冲突确是温和可控的。比如,罗马平民战士和元老院做斗争的方式,是在打仗前“集体罢工”提条件,元老院也愿意做出妥协让出部分权利,因为战争胜利与殖民扩张会带来更大利益。近200年时间里,罗马共和制度内,不论执政官、贵族和平民吵得多么厉害,面对外患时总能团结起来。

  被视为古典文明火种的精英,转头就开始清算希腊罗马。曾经的他为西塞罗的政论五体投地,皈依后的他改称西塞罗为“半吊子哲学家”;曾经的他为维吉尔的史诗热泪滂沱,唤作“我们的诗人”,皈依后的他改称维吉尔为“他们的诗人”;曾经的他为《埃涅阿斯纪》中的英雄辗转反侧,皈依后的他说,罗马祖先埃涅阿斯从特洛伊废墟上抢救回来的祖先神,连特洛伊都保护不了,如何能保护罗马?

  压制中央禁卫军的,是边疆军阀。发家于边疆行省总督的塞鲁维王朝,解散了意大利本土兵,带领外省军队占领了罗马。他们屠杀罗马的贵族和财阀,把没收的资产拿来发军饷。军队的赏银虽增加了一倍,但欲壑难填,塞鲁维王朝也灭亡于自己军队的暗杀(公元235)。之后的罗马,50年内出现了23个皇帝,统治不到一年都死于兵变。

  第二个重要原因是罗马军人的“国家意识”有问题。孟德斯鸠说,因为军团距离罗马太遥远,便忘记了罗马。“当军团越过了阿尔卑斯山和大海的时候,战士们不得不留驻在他所征服的地方,逐渐地丧失了公民们应有的精种,而在手中掌握着军队和王国的将领们感到自己的力量很大,就不想再听命于别人了。于是士兵们这时就开始只承认自己的将领了,他们把自已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将领的身上,而且和罗马的关系也越发疏远了”[68]。

  30岁那年,他去了米兰在罗马皇帝瓦伦提尼安二世的宫廷内当公共演讲家,颂扬皇帝,宣讲政策。罗马老政治家西马库斯认为他是希腊罗马古典文明的“火焰传承人”。然而,优渥的生活,自由的思想,宽松的环境,极低的私德门槛,都无法填补他心灵深处的缺憾。当他再次阅读“言语粗陋”的《圣经》时,却经历了一个无法言说的“神启时刻”。从此,他就变成了基督教最伟大的神学家奥古斯丁。他用已学成的希腊罗马知识,将基督教原始教义发展成庞大的神学体系。他的原罪、神恩、预定论、自由意志等思想,成为基督教教父哲学的集大成者。其后中世纪几乎所有的西方神学,都是给奥古斯丁做注脚。

  屋大维和刘彻的治国思路,也是英雄所见略同。

  [12]参见:Nic Fields, The Roman Army: the Civil Wars 88-31 BC, p.53.

  [67]参见:Cassius Dio, lxxiv, 17.5; Historia Augusta, DidiusJulianus, 8.8.

  他从政后的慷慨,与经商时的盘剥同样惊人。他拿出财产的十分之一办庆典,给每个罗马公民发三个月生活费。这一票拉的,在公元前70年轻松竞选成功,与庞培一起任命为联合执政官。伟大的凯撒拼命苦战了十年,才勉强与他俩并称“前三头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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